梁漱溟：真力量要从乡村慢慢酝酿

1935年暮春,山东邹平。一条“组织摄制电影筹备委员会”的消息,在县城东关传开,如凭空抛下的一块大石头,掀起层层波澜。

　　消息的开头如此说道:“有中国电影社为使国人了解农村问题,促进乡村建设起见,特函商邹平乡建当局摄制一切关于乡运活动影片……”

　　受资金或人力不足等多方限制,邹平的乡村建设未能在银幕上定格。这场建设运动的缔造者——一群在大地上奔走、期期于以身说法的知识分子,却没有浮光掠影地消失。他们杜鹃啼血,踏着梁漱溟的脚窝,探求民族自救、自强的道路,最终似砥柱般嵌入农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仿佛这才是我的行业”

　　立秋后,小雨淅沥。在邹平农历逢三、八的集市上,记者向几位围坐一起的老人问起“有没有听过或见过梁漱溟”。老人们年事已高,但“他当时在这里出大力气了,日子过得挺好”的回答清晰有力。

　　诸多乡村建设的旧事,像火苗一样再次在街头巷尾燃起。如果当初影片拍摄成功并妥善保留下来,在苍白的银幕上,我们会看到乡村建设推动者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匠心独具勾勒出的框架。

　　这些拍摄选题,在外人看来颇有面子。其中,有研究院方面的训练部、农场、医院兼卫生院活动,有实验县方面各科办公、社会调查、警卫监狱等工作。当然,“乡村”还得唱主角,有简易乡村师范、乡学村学、乡村卫生工作,更少不了青年义务教育、联庄会自卫训练、乡射典礼等活动。

　　想要面子光鲜,里子更得实在。早在1931年初,这场以县城乡村建设研究院为圆心,辐射整个邹平的建设运动,在一群知识分子的带动下,风生水起,气候渐成。

　　这批下乡的知识分子,在梁漱溟的号召下,抛弃城市生活,来到农村做民众的“喉舌”“耳目”,期待把自己所学用到实处。“当时,梁漱溟他们买下了县城东关一家带院子的旧盐店,大概有十几亩。对房舍简单整修,又在院子里新盖了一座礼堂和七座教室之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在这里办起来了。”邹平县梁漱溟纪念馆馆长刘庆亮介绍道。

　　若在黑白电影中,长镜头扫过民国邹平县城,城里城外的房屋多为茅草顶,筑以土墙,砖瓦屋极少。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北面,是附近农户的大片菜园,春天的白菜花、萝卜花、菠菜郁郁葱葱,阡陌纵横。附近水塘中,汩汩山泉注入,几群鹅鸭在池塘中戏水。清晨或傍晚,研究院的教师们,从后门出来散步,领略乡村田园风光。

　　秋雨微凉,在邹平一中教师王大超的指引下,记者寻访到乡村建设研究院旧址。当年风风火火的研究院被邹平一中老校区覆盖于地下,寻不到半点痕迹,唯有操场北面一尊梁漱溟先生坚毅挺拔、铜骨铮铮的塑像,静静矗立。

　　“邹平县的全部事务,研究院可以做主,山东省并不管。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照提名任命。县政府的机构设置,行政区域的划分,完全由研究院根据需要决定。在经费上,还有减免优惠和特殊补助。”山东梁漱溟研究专家郭蒸晨介绍道。

　　彼时谈及选举,乡村百姓不愿走几十里地去投票,自愿放弃选举权。看到这一点,梁漱溟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想救活旧农村,当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坚信“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的他,终于在邹平找到施展乡建理念的空间。

　　“作起乡村运动来,倒是惬心恰意,仿佛‘这才是我的行业’!当初所谓‘重振古人讲学风气而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并合为一’那句话,至此算是满了愿。假如社会各行各业之中有此一行业,我倒愿以此终其身。但这明明是我的志业所在。”暮年时的梁漱溟在忆往谈旧时心犹戚戚。

　　理想丰满,现实却骨感。“研究院没有盖一间家属宿舍。学生住在旧盐店和破庙改的屋里。有家眷的就租老乡的房子,有些是砖墙草顶,有些是土墙草顶。一直到我走,全城没电没水,灯就是油灯,最好的一条路是东关到西关的土路。”今年89岁的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回忆道。

多亏韩复榘那顿皮鞋

　　比生活条件更具挑战的,是邹平的穷山恶水。“邹平县西南山岭丛杂,东北河流交错。当时,农民囿于旧习,对森林或侵盗伐卖,或伐为薪柴,致使山岭秃瘠,河岸荒芜。”据郭蒸晨介绍,研究院成立后,梁漱溟和同仁们开始大力提倡造林。

　　在梁漱溟纪念馆保存的《乡农的书》中,有一首《造林歌》:“松柏楸榆,杨柳桐槐,桃梨杏枣,栗柿桑梅,或生鲜果,或成良材。劝我乡民,快把树栽!何处种树?道旁河崖。何时种树?地冻初开。如何种树?深锄浅栽。结社立会,保护成材。”

　　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歌曲既道明造林的好处,又介绍了造林的技术要求,在邹平的山河间广为流传,荒山也自此抹青黛。　

　　山绿了,水却为患。源于邹平南部长白山的清河沟,横贯邹平腹地,蜿蜒70里,注入小清河。清嘉庆年间起,河道淤积,积水难排,在青阳镇浒山铺一带汇成五万多亩的沼泽地。每逢暴雨,周围数百顷农田被淹,民众深受其害。

　　早在计划拍摄电影之前,见乡建工作已初具规模,梁漱溟便邀请水利专家进行勘测,设计方案,准备对清河沟进行改造。可如此造福百姓的工程,却遇到两方困难——

　　其一来自百姓,县城附近村庄不能从工程中直接受益,不愿承担银两；浒山铺湖区民众怕湖水排走,影响渔业及水生作物收入；下游民众担心工程侵占土地影响生产。

　　无论什么困难,要想解决,必不能在当地本身上着想。梁漱溟和同仁们在规劝民众不能只站在本地位置上说话,要以大局为重后,又想出两个办法:一是请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协调,从周村调一个旅的部队,前来帮助疏通河道；二是原计划60天的工程,改为两期进行,并酌减民众负担的银两。

　　其二来自官方,问题更为棘手。清河沟还流经长山县,疏浚工程需两县相互配合。长山县县长袁明谦觉得工程对长山没有直接利益,态度消极,迟迟不愿出手动工。

　　在与袁县长多次协调无果后,梁漱溟为此事专程去济南面见韩复榘。在邹平民间传说中,这一问题的解决,颇具喜剧色彩。不久,韩复榘奔赴周村工兵营,附近几县的军政要人都集中听训。长山县袁县长亦骑摩托车赶去,不料迟到。

　　韩复榘视而不见,开始训话,先谈禁毒等工作,而后突然转脸冲着袁县长,问他知不知罪。袁县长非常紧张,支支吾吾。韩复榘高声责问,清河沟是怎么回事,袁县长还是含糊其辞。这无疑是火上浇油,韩复榘怒气冲冠,一俯身脱下皮鞋,拉住袁县长,劈头盖脸地打起来。旁边的人慌了手脚,急忙上前劝阻。韩复榘指着袁县长的鼻子训斥道:“汛期之前拿不下工程,我要你脑袋!”

　　两个月后,清河沟工程顺利竣工。彼时两岸遍植的杏树花期正盛,落花随水而下,始定名“杏花沟”。今日杏花沟,在滂沱秋雨中,行洪依旧通畅。有人说,这多亏了梁漱溟的努力,也有人说,多亏了韩主席的那顿皮鞋!

合作社培养民主政治习惯

　　书生意气引导下的“乡村运动”,唯恐乡村、乡民不动。“老百姓讲求实惠,实惠多,运动开展起来就容易多了。”梁培宽如是解释如何发动老百姓。

1932年底,《东方杂志》为次年初征文,问今年做个什么梦?梁漱溟答:我是清清楚楚一步一步地向着预期目标而前进。

　　奔着农民致富的目标,当时乡村建设研究院提倡学丹麦、日本,引入科学技术,促进合作组织,并在黄山脚下设立一处实验农场。

　　在电影镜头中,农场当如此由远及近切入:从研究院出发半里地,黄山腹地,参天翠柏点缀于萧疏白杨榆柳之间,不知气候为冬为春。参差隐约中微现一角楼台,俨然如画。村童遥指,乡建院农场是也。

　　农场的唯一宗旨,是归诸实际工作,在经济范围内得以仿效,建设模范农村。拿畜牧业来说,农场中有瑞士奶羊、来杭鸡、寿光鸡、黄金种蜂、英国栗色兔、俄国昂格拉兔、蓝色兔,这些家畜可因势利导地对本地物种进行改良。譬如身体小、出肉少的邹平本地鸡,年产蛋不到80枚,而将来杭鸡与本地母鸡杂交,一年可产蛋170多枚,这给农民带来看得见、吃得着的实惠。

　　而农场最有成效的工作,当属1932年开始推广种植脱字美棉。农场根据邹平的气候和土质,先将种子发给农民,要他们办理登记证明,包其获利,否则损失由农场赔偿。农民也得依照规定之法种植,由学生指导作业。

　　农场工作人员李元贞曾算过一笔经济账:一亩麦子,若遇收成不好,随手薅薅,捆起来,产量在200斤左右。而一亩棉花,亩产400斤,若拿到市场上卖,10斤棉花顶60斤粮食的收入,一亩棉花最高可顶六亩粮食。

　　有人保本,有利可图,农民的积极性暴涨。棉花种植面积由1932年的900亩,扩大到1933年的23000亩,到1934年则增加到40000余亩,基本普及邹平全县。

　　“研究院还根据棉花产量的高低,进行奖励。在县城开展览会,分甲、乙、丙三种奖励,奖励品有银盾、银瓶、字画等。”刘庆亮介绍道,最多有近六万人参加的展览会上,还展出改良的农具及创造发明。十三乡任马寨张仲孚发明两头耕锄,工效提高一倍,得过一等奖。花沟王云章发明的插砘子,既能镇碎板结的地皮,又不伤害小苗,得了甲级奖。

　　为改变棉农自己售棉的旧方式,邹平实验县在孙家镇成立“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各村社统一收购、轧花,送交在孙家镇的总社,由总社根据合同售给棉商。”时任合作社联合会主席的孙子愿回忆道。

　　在梁漱溟的构想中,“合作社”不限于“产销一条龙”一点上,还要扩展到金融、运输、消费等方面。为此,研究院成立“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制定“五年合作计划”。合作社遍地开花,到1936年底,棉花运销、蚕业、林业、信用、庄仓、购买等6种合作社共计307所,社员8828户。

　　“合作社里的事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其中的选举、合作、监督等环节,实际上是培养农民民主政治的习惯。我父亲希望地方本身有自我组织、自我运行的能力,不要政府都管,主要用教育的方式,启发人的思想,把农民当主体,让他们真正有主人翁意识,自己来管理农村。”梁培宽如是解释父亲一贯支持“团体生活”的动因。

1932年冬,江西省派出考察团,赴邹平学习乡建。考察团成员的日记中,有如是记载:在县城8里外的逯家庄,自研究院提倡棉丝业务合作及改良后,收获加倍,家给人足。然地方民风淳朴,勤俭茹苦,每日食粮,有用棉子、大豆、小米混合成面,做成窝头,以充饥者。

　　转眼三四年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敦厚农民,日渐习惯乡村建设运动带来的变化。科学种田、良种改良、化学肥料、治虫喷雾器、深打机井已是田间地头的寻常事物,无线电收音机、电影、电话、建医院、种牛痘、计划生育等也在乡村的巷陌之间推而广之。

整个村像一个学校

　　“梁漱溟,好人啊!村头还有一块他题的‘共成斯举’碑,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孙镇辉里村92岁的李慎庆回忆起少年时曾捐五吊钱助学的往事。

　　在清朝曾出过“五子登科”的辉里村,读书重教传统悠久。早在1909年辉里村的开明士绅就建起了邹平县最早的村级初等小学堂。

20年后,村内士绅再次倡议集资办学。他们给在青岛的“五子登科”后人去信,征得同意后卖掉家族墓地的大杨树做课桌凳。全村一百多户村民也踊跃捐款捐物,校舍整修一新,辉里初级小学办得异常兴旺。1931年,梁漱溟为此题写“共成斯举”以示纪念。

　　“斯举”已成,但梁漱溟心里明白,彼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可谓乡村破坏史,国际、国内的压迫,天灾、人祸的摧残,使得乡村命运日益沉沦。此时,作为真诚的儒者,他怀揣儒家文化理想,落脚于儒家文化诞生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深厚土壤,盼望中国文化的“老根”上生发出“新芽”。

　　“真力量要从乡村社会中慢慢地酝酿出来”,此呼喊如深夜振铎,在邹平的天空回响。雷厉风行的乡村建设者们在1933年7月,把邹平原设的7个区改建为14个乡,每乡建立一处乡学,各村庄建立村学。

　　梁漱溟如此解释融乡村自治与教育为一体的“村学”“乡学”:村学为一村求进步,以阖村算一个学堂,父老中有品有学的为学长,为人明白会办事的为学董,领着众人讲求进步,要是自家人知识不足,还要请教员来指导；有些事一村办不了,必须临近多个村联合办乡学,这时就需品学资望更高的人出头领导,多请两位教员来指教。

　　由此,“教员”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1933年春天,我和几个同学在长山县东社村办民众学校。那时招了不少农民学员,小的17岁,大的30多岁。我们的任务是给他们讲课,讲乡建理论、道德修养、农业科学知识、养殖等。学员不交学费,农忙时放学,农闲时上学,学时、人员不定。”曾经在研究院训练部当过学员的刘溥斋回忆道。

　　当时各处虽建有学校,但村里穷人的孩子还是无处识字,“学费挺贵,俺们穷人的孩子平时拾柴火、挖野菜。”辉里村91岁的李代长老人回忆道。

　　为解决失学儿童扫盲问题,各乡学找来“小先生”,设立“共学处”。“共学处,真是好,你去学,我来教,大家共学真是好。共学处,真方便,不费那功夫不花钱,大家快来把书念。”李代长把80年前的歌谣一气呵成地唱出。

　　“高年级学生在晌午头休息的时候,在村头、街头树下挂一块小黑板,俺们跟着学几个字。有时候他们还教唱歌、讲故事。”李代长回忆道,妇女也能参加共学处,但她们不愿意去。

　　“乡学、村学的建立和开展活动,使乡村各种工作都有不同程度提高,尤其是生产、教育、治安、乡情民俗、人际关系方面成效较大。”刘庆亮介绍道。时任研究院副院长的王绍常回忆那段往事时,也如此评价:“整个村俨然像一个学校,整个乡像一个更大的学校,这边是所谓‘社会学校化’。”

　　“那时俺们村比一里外长山县的辛集村、杨家村热闹多了。秋后场院门一关,每天天不明,青年、联庄会员集合列队,满街跑步,喊口号,共学处在街头、巷口上课、唱歌。晚上,村里锣鼓敲起来,通知村民上夜校,学校里学生上晚自习、开会。到晚上9点,俺们才睡觉。”李慎庆回忆道。

三省其身在“朝话”

　　沉睡了一夜的乡村,在东方翻滚出鱼肚白时,苏醒了。穿过墟落中一排排低矮的茅檐,越过青山、河沟相绕的旷野,牧人们驱犊趁晓耕。由村落到县城,黑白电影的镜头聚焦到乡村建设研究院。这里的清晨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音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

　　在邹平期间,梁漱溟每天黎明行之最勤的便是这“朝话”。学生们片刻冥想后,由老师发表一番鼓舞人心的话,提供进一步反省的教材。内容多是有感而发,或从学生、教师身上出发,或有感于时事。有时一个话题一气呵成,有时零零碎碎地讲,几年下来,有数百次之多。

　　梁漱溟希望通过这种“三省其身”的方式,让学生心中燃起道德感化的热情,认识到乡村工作的深刻意义,而他乡建理论的萌芽随之破土而出,不断蔓延伸展。

　　“他的生活很简单朴素,每天起得很早。夏天五时,冬天六时,晚十时左右就寝。住室除桌椅外,别无长物,有‘家徒四壁’之感。他的书籍也不放在私室,统统放在公用的图书馆中。”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唐现之如此回忆梁漱溟在邹平的生活。

　　一生不留发的梁漱溟,每日茹素,三两个烧饼,一碗稀饭,佐以几片大头菜即可解决他的“民生问题”。“这种情况并不偶然,往往经年如此。每日黎明即起,寒暑如一,生活简约一如持戒律之僧人。”梁漱溟的学生胡应汉如此回忆道。

　　静水流深,其志不在温饱。“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朋友,抛弃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到此地来。因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梁漱溟早早地沉住了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的心。

　　“他还常常要跑到外头。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向很多人介绍他的主张和经验,二是邀请人来邹平做工作。那时有上百名专家、教授,投身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比如医疗,他去齐鲁医学院找医务人员来邹平实习。经济方面,以前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也请他们来作调查。诸如此类的,要自己去跑,花了他不少时间。”梁培宽回忆道。

　　宁在一思进,莫在一思停。正如梁漱溟所坚信,如果真想干,应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在外东奔西走,在邹平要忙着处理院务,给学生讲课,由于太过忙碌,他时常失眠。

　　“1934年2月间,他在讲习会主讲乡村建设理论,几分几刻的时间,他都不愿意给人白白空过去,他的病便因此加重了。咳嗽、发热,都很厉害,但他仍然照常讲课。及至他的抵抗力,不能胜过他的病了,才到医院里去疗养。他的一举一动,能表示出他太看重对方了。”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李靖宇回忆道。

　　动静之间,乡村建设的大网也散播开来。“1935年,以菏泽为中心,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经过研究院各部及所属乡村师范、乡村人员服务训练处各部门培养、训练的学生累计3000多人。”据郭蒸晨介绍,截至1937年,山东107个县中有70多个被指定为乡村建设实验区。

　　只可惜,与乡村建设一起迅猛发展的,还有虎视眈眈的侵华日军。1937年10月13日,战火烧至黄河北岸。次日清晨,梁漱溟匆匆赶到济南,在千佛山上找到韩复榘,苦劝五小时,愿他守住黄河防线,可惜未被理睬。16日,他带领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撤离邹平,苦心建设经营七年的邹平乡村危如累卵。

　　在淡入又淡出于乡村建设之后,梁漱溟继续延展着他的出家精神,有不舍众生,有舍生取义为农夫直言,还有“士可杀不可辱”。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溘然长逝。人生轨迹轮回,绕了一圈后,又回到邹平。

近40年没去邹平县城的李慎庆老人,虽从未与梁漱溟谋面,但他知道“梁漱溟就埋在县城边上的黄山上”,“啥时候去拜拜”的念头更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