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

【编者按】梁漱溟上世纪30年代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主张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特殊国情，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从农村入手，以知识分子和农民为主力，以教育和合作为手段，救活旧农村，创造新文化，开创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尽管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乡村建设之路并未走通，但仍对我们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弘扬传统文化、实现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等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

刘庆亮

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复杂形势，中国的社会转型走得异常艰难。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中国似乎又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社会改造、民族自救的方案和实验层出不穷。

在“向西方学习”和“以俄为师”的时代大潮面前，1927年梁漱溟公开宣称：中国既不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是他的乡村建设之路！

梁漱溟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共产党国民大革命的挫折，其根本原因是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抛开了自家的根本精神。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则是立足于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殊社会，以传统文化为根本，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重新构建社会秩序，要替中国开出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更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不尚空谈，注重实干，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为期七年多的乡村建设运动。

为山东创建乡村工作的三大中心

在1931年来山东之前，梁漱溟曾先后在广东和河南搞过“乡治”和“村治”，因为政变和战争这些实验都归于失败，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却日趋成熟。由于乡村建设工作有利于地方发展，也是对外标榜的政绩，所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对梁漱溟给予了大力支持。

梁漱溟之所以最终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安置在鲁中地区的邹平。是因为邹平离济南不远也不太近，不太富裕也不甚贫瘠，人口只有16万多，是个典型的农业小县，比较符合实验要求。6月16日，在县城东关门外的一个不大的院落，研究院正式开学，乡村建设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序幕。在他的实验方案中，是要把研究院办成山东乡村工作的三大中心：

一是山东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中心：研究院下设研究部，任务是“广泛研究乡村问题，为学术界开风气”，招生对象是大学毕业生，学制两年，每届20—30名，先后共招生三届，共培养山东籍学生66名，外省附学生10名。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都留在了研究院或各实验县，成为乡建工作的中坚力量。

二是山东乡村干部的培训中心：研究院下设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招生对象是中等学历的20—35岁的青年，学制一年，每届学生300名左右，学生毕业后直接下乡从事乡村实验。当时，山东有107个县。研究院的目标是为每个县培养10名以上学生，以便有足够的人力推动实验工作。研究院划片招生，前后共招生四届，培养学生共1400多名。此外，研究院还通过各种短期培训班培养学生近2000名。这“四千弟子”成为乡建工作的骨干力量。

三是山东乡村建设的指挥中心：研究院进行乡村建设的实验区，先是1931年选定的邹平，1933年增加了菏泽，1934年增加了济宁，1935年济宁所属的鲁西14个县全部划入实验区范围。各实验县的县长由研究院提名选派，然后再呈请省政府任命。根据1932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县政改革方案，各实验县可以截留地方税收的50%作为试验费用。这样，研究院就具备了相当大的人事任免权和财政权，有“山东第二省政府”之称。

把社会办成一所大学校

梁漱溟把乡村建设运动称为“知识分子下乡运动”。那么，这些知识分子来到陌生的农村，如何开展建设乡村的工作呢？按照他的设计，就是要发挥知识分子有知识、有眼光、有技术的优势，对农村进行广泛的教育，促进农民自觉，提高农民素质。

与众不同的是，梁漱溟所说的教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校教育，而是“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社会化教育。1933年7月，邹平的“县政改革”把基层的行政机关全部撤掉，村公所撤了设村学，乡公所、镇公所撤了设乡学。乡学和村学既是乡村行政机关，又是乡村教育机关。其实质是“行政机关学校机关化”，借以避免行政的暴力和法律的冷酷，而改用传统的礼俗和教育等柔性手段。最后，邹平原来的7个区、345个村，改建为14个乡和316个村（过小的村与大村合并）。至1937年，共建乡学14处，村学271处，总计285处。

村学人员分为四部分，学众即全村的男女老幼，分别设有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和高级部；学董负责具体村务，学长是公推的德高望重的乡村领袖，教员是研究院下派的“先生”。乡学的结构与村学相似，是高一级的社会组织。

村学和乡学有两大鲜明的特点：一是社会学校化：整个一村俨然象一个学校，整个乡也象是一个更大的学校，其实质是“教学做合一”的大众教育和社会教育。研究院因地制宜地编写了一系列乡土教材，除读书认字外，重点是进行农业科技、传统道德、文明习惯的培养。二是立足儒家传统：作为新的社会组织，村学和乡学是乡建工作的核心，也是梁漱溟构建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础。他号召“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是对北宋“吕氏乡约”的补充改造。一方面，立足于中国“人生向上，伦理情谊”的固有传统精神，积极倡导敬长、尊师、尚贤、恤贫、睦邻、扬善、抑恶等传统道德；同时，禁止各种陈规陋俗，如缠足、早婚、吸毒、赌搏、斗殴、不洁等。另一方面，通过教员设计并推进乡村建设，增加了科技推广、提倡合作、流通金融、公共卫生等新的时代内容。

把民众引向经济合作

乡村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梁漱溟认为，这两点是西方人的长处，也恰是中国人的短处。抓住这个关键，不仅可以培养民众的纪律习惯和自治习惯，还能提高经济收入，最终实现“以农业引发工业”的目标。

研究院建立了实验农场，专门负责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农场先后举办了两届农品展览会，向农民宣传科技知识。当时，从各种先进的外国家畜、农作物品种，到各种新式工具、农药、化肥等，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科技，在邹平几乎都能见得到。

如何让民众掌握这些农业科技呢？他们在各村学、乡学中择优选拔“表征农家”，与普通农家进行对比实验。此后，实验农场负责为踊跃参加改良的农户提供良种、技术指导，如果没有资金，金融流通处提供贷款。最后，产品统一回收外销。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一家一户来申请这些帮助不行，必须是几十户、至少是十几户农民组成一个合作社才行，目的是改变农民传统的个体生产方式，这与当下盛行的农业合作社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他们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经把“产供销”做得很市场化了。

当时，邹平实验县做得最好的合作社是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时任实验农场技术员的李元贞回忆说：“美棉产量每大亩收籽棉300—400斤，其他棉种每大亩则不足120斤。那时，十斤棉花的收入就顶一斗粮食（重60斤），一大亩棉花，亩产400斤，可顶粮食2400斤。而种粮食，产量只有200来斤。”1932—1935年短短三年，棉花合作社数量增长7倍，社员增长12倍，棉田增长32倍。目前，全球最大的棉纺基地魏桥创业集团崛起于邹平，这与当年的美棉推广不无关系。

到1936年底，按照“因地制宜、分区推广”的原则，邹平建立了棉花、林业、蚕业、信用、庄仓、购买等六大类，社数总计307所，社员总数8828户。

此外，研究院还在行政改革、公共卫生、移风易俗、民兵自卫、学校教育等领域做了相当多的实验工作。一时间，邹平上下，气象一新，来参观访问的国内外社会名流和团体络绎不绝，邹平成为当时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县级单位。

但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绝不仅仅是着眼于邹平或者山东，而是放眼全国。研究院通过《乡村建设》、《邹平实验县公报》以及邹平乡村书店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先后召开三次全国乡村工作会议，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同时，积极扩大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1935年山东省政府制定了一份具有“国防意义”的三年计划，把全省107个县划为10个行政专区，推广邹平和荷泽的乡村自卫模式。到1937年，实验区已经推广到全省的74个县。但是，历史留给梁漱溟的时间却不多了！

1937年10月13日，日军打到了山东的黄河北岸。11月24日清晨，敌机轰炸了邹平县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炮火中化为灰烬。

把问题留给后人思考

诚然，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乡村建设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取得更多成效。但是，梁漱溟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问题缺乏正确认识，依靠军阀进行改良；他对中国社会特征的判断有些脱离现实；乡村建设的很多实践也违背规律。这些局限，则注定了其失败的宿命。

尽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走不通，但30多年来，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正越来越多地被重视，目前已经成为持续的学术热点和广泛的社会话题。其中，有三个方面被关注最多：第一，梁漱溟批评了近代历次社会改造运动对农村的忽视，主张以农立国，重视农村建设，强调农民教育，倡导农民自觉，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这对当前解决“三农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又不同意死守国粹，而是主张立足于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并避免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这对我们如何弘扬传统文化，发挥其在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作用，仍然有很深刻的启发。第三，乡村建设时期，有几百个知识分子追随着梁漱溟，毅然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拒绝纸上谈兵，脱下西装，深入民间。他们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和地位，而是为着救国和建国的社会责任。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需要这样的精神和行动，如志愿者活动、科技下乡、文化下乡、大学生村官、农村支教等等！

也许，梁漱溟乡村建设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他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他提出了我们在社会转型和国家建设上的基本问题：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是西方化，还是东方化？是依法治国，还是以礼治国？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是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工业反哺农业？是以城市为本，还是以乡村为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应该如何实现？

历史如滚滚江河，奔流向前，永不回头。但是，梁漱溟当年思考过的问题，我们今天依然面对。他生活的年代并不遥远，却需要我们去重新发现。

（原稿发表于山东省委主办的2014年第9期《支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