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教育

刘庆亮

1917年10月，只是中学毕业的梁漱溟被蔡元培先生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在学术界已经声名鹊起的梁漱溟，却辞掉了令人羡慕的教职，放弃了优裕舒适的城市生活，来到山东菏泽创办曹州高中（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从此开始了扎根农村十几年的艰苦探索。梁漱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当时的教育非常不满，他认为既违反了教育的道理，也违反了人生的道理，看着这种情形实在太痛苦，所以想按照自己的新见解全盘改造中国的教育制度。

不合教育道理的西式教育

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异，中国人传统的教育侧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侧重“知识”教育，例如自然科学之教。东西方教育各有得失，应该相互借鉴。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为了民族自救，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对此，梁漱溟尖锐地批评说：“学校制度自从欧美流人中国社会以来，始终未见到何等的成功，倒贻给社会许多的病痛”，“现在学校教育，是使聪明的人变成愚钝，使有能力的人变为无能力的废物”。在二三十年代的众多演讲和文章之中，梁漱溟反复抨击西式现代教育的种种弊端：

——片面化的教育。1924年梁漱溟在曹州高中《办学意见述略》中说：“现在的学校只是讲习一点知识技能而已，并没有顾到一个人的全生活”，“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

——灌输化的教育。梁漱溟认为，即使是知识的教育，学校的教学方式也问题很大：“每堂课总是一面讲一面听，我觉得教师和同学，都会感觉得太苦。尤其是对于学生方面，太使他们居于被动的地位了”。

——制裁化的教育。梁漱溟对当时一切都“照章办理”的“太法律制裁化”的学校管理，也深感不安。认为国家用法律制裁人，那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同时还要强调用教育的手段来弥补法律的不足。如果办教育不讲教育，而过于讲制裁，那尽可不办教育。

——贵族化的教育。梁漱溟批评教育的“去平民化”：“差不多现在学校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学生不要操心，而由别人替他们预备好……以为像这样有别人替他把什么事情都预备妥帖，他就可以专心读书；但是所得的结果却完全不然，不仅是他的书读不好，学问不能求得，并且还要把他变成一个不能做事的废物。”

——商业化的教育。梁漱溟认为，贫富不均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莫过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太残酷了，“本来现社会的‘商业化的人生’就不合理，而用之于教育尤为不当。”他对那些因“生计之艰窘与求学费用之特高”而失学的“悲惨遭遇的青年”，“时时感着内心的苦痛”！

——城市化的教育。梁漱溟痛心地体会到，现代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过于城市化，导致学生“乡村农家应具有知识能力，又一毫无有，代以学校里半生不熟绝不相干的英文、理化等学科知识；乡间的劳作一切不能作”，“因此，在农业道路上没处养活他”。更为严重的是，“有知识的人均奔向城市，乡村乃愈加锢蔽愚昧；亦愈加没人理会，没人注意”，导致农村陷入“愈愚，愈弱，愈贫；愈贫，愈弱，愈愚”的恶性循环。

对学校教育的改造试验

梁漱溟对学校教育的改造试验，从他的两段中学办学经历开始。1924年，他到山东创办曹州高中，作为筹办曲阜大学的基础。1928年，他又担任广东省立一中的校长，作为“村治”事业的开端。但由于政局的变化，这两次办学的时间都不长。尽管如此，他还是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教育改造实验。

——突出人生道路的指导。他明确曹州高中办学的两个侧重点，“一面是自己走路，一面引着新进朋友走路”。他认为，学校的实质就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办学的宗旨就是“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在以后的办学过程中，他一直坚持“朝会”活动，与学生“共相策励”，一起读书，一起讲学问，一起生活。

——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曹州，梁漱溟强调“我们的衣食住和其他消费生活都要简单朴质。尤其是校役应用得少，一切零碎事都要学生自己做。”在广东，他主张废除和尽量减少校内的杂役、职员、贸易部、西餐部以及洗衣部，“把许多公共的事情，教给学生去照料”，“使学生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

——强调学生自主管理。在广东一中，梁漱溟决定“废除现在把学生看做被治者而教职员是治者的办法”，他认为学校管理“必须先生领导之义、学生自治之义兼有”，“在道德上说起来，就仿佛是自律的意思，而不是他律”。他借鉴陶行知晓庄学校的做法，让学校制定出每周的公共生活秩序表，让学生制定出每天的工作表，再由教职员和学生组织考核督促。

——倡导学生自主学习。梁漱溟大力倡导教师要改变教学方法。他说：“我以为有好多的功课，若使有学生自己去看书，一定要比上堂由先生讲课本，比较要方便，也要多得些益处。尤其高中的课程，大家只要在教师指导之下，由学生自己去找参考书，比较要好些。”

对社会教育的探索实验

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进行过短期的村治实验，1931年又来到山东的邹平，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后来实验区逐步扩大到全省十几个县，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乡村建设的目的是探索一条民族自救之路。梁漱溟说，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的建设问题归根到底是“乡村建设”问题。只有乡村问题彻底解决了，中国社会才会有出路。但是，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中国农村已“破坏得体无完肤，不堪收拾，非从头建设起不可！这一个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教育即乡村建设”。梁漱溟试图通过一种“广义的教育工程”，最终达到改造乡村，进而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

——乡村建设的主旨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梁漱溟接受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认为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乡村建设的目标，就是培养新型农民。“此刻的中国，已不能用学校式的教育，而应以社会式的教育为主体”。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不是儿童，而是成人。而农民有两大缺陷，一是散漫，二是愚昧。因此，他强调“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意思是要把散漫的、各顾自家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乡村建设的推进组织是乡农学校、村学、乡学和合作社。梁漱溟说，“邹平的乡村教育，从前以乡农学校作推进的机关；现在我们下层乡村组织，为村学、乡学”。乡建时期，邹平县在乡设乡学，在村设村学。村学、乡学既是学校，又是行政自治组织，目的是“以教统政，政教合一”，把全体民众都纳入教育体系里，进行职业教育、自卫训练等，引发“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脱离本民族精神陶养的”，因此他从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国情出发，借鉴北宋“吕氏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传统，在村学、乡学中分别推举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学长，实施道德教化，重订乡约礼俗、改进民风民俗，去除早婚、缠足、吸毒、赌博、吵架斗殴等不良风俗。1934年全县已有村学308 处，乡学14处。为解决失学儿童的入学问题，他还试行“共学处”，学习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晏阳初的“导生制”，推行了“导友制”。至1935年，全县设立共学处446个，入学儿童达5468人。

为了借助团体组织促进农业改良，培养集体精神，克服农民的分散经营，邹平实验县成立了各种合作社，规定民众只有加入合作社，才能得到实验农场引进的农畜良种，以及金融流通处等金融组织的贷款。据统计，1932年至1936 年5年间，邹平建立了棉花运销、蚕业、林业、信用、庄仓、购买等六大类、307个合作社，社员近万户，农民收入大有提高。

  ——乡村建设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的教育。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但是，“仅有农民的自觉还不够，还须有代表‘理性’的知识分子与其结合，成为众人之师”。知识分子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为农村“增耳目”、“添喉舌”。在他的感召下，先后有1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不惜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来到邹平，投身艰苦的乡村建设工作。所以，梁漱溟把乡村建设称为“知识分子下乡运动”。此外，乡村建设运动还前后培养了三千多学生，成为乡建工作的骨干。

由于主观上的局限、政局的动荡，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梁漱溟的社会改造试验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的理论主张和探索实践，依然对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成人教育、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