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小传

梁漱溟先生小传
 梁培宽 

　　梁漱溟先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民、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梁先生远祖乃元朝宗室，元顺帝时改汉姓梁氏。梁先生祖籍桂林，实自曾祖即已定居北京。

    先生于夏历癸巳(1893)年重阳生于北京。其父梁济仰慕新学，以为变法之入手处在废止科举，兴办新教育。因此，先生自幼便受到半西化的教育，六岁便入北京第一所新式学校“中西小学堂”读书，兼修中英文。1906年，先生入北京顺天中学，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先生自少年始即在教师授课之外独立自学，较早地关心并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课外读物为普及西学知识、介绍世界大势的刊物，介绍西方政治学说的书籍，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的文集等。自学促成了先生思想的早熟；父辈的影响、师友的砥砺塑造了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思想品格。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使他很早就认同了西方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和宪政政治的主张；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使他很早便树立了对佛学的崇信，终生不渝。
    梁先生曾将自己一生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西方功利派、佛教出世主义、儒学。前两个阶段并没有确然的界划。梁先生最初接受的是西方功利派的价值观，但在1913年明确表示出家为僧的志愿时，他也并未放弃前者。这主要是由于他此时将佛学仅作为个人生活的目标，而佛学对于社会来说尚未到畅行天下之日。他在《谈佛》一文中将西方功利主义、中国诸子学派均视为经世派，经世派之极致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为经世学说之最佳者，而经世派亦“至斯而穷”。因此，先生立志为僧之际为自己提出了两项任务：一、研考哲理，以阐佛学；二、倡导社会主义，以促佛教之成功。经世说与出世说在梁先生思想中并行而不悖。这是由于他兼顾了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誓不舍众生而取涅般”。重事功的品格在他的佛学信仰中得到了体现。这也是他何以能在日后倡导 儒学而不弃绝个人佛学信仰的所在。
    自1913年起至1916年出任司法部秘书止，先生摒弃俗务，杜门研佛，历时三年。这三年是先生一生学术肇基之时。1915年前后是他读书最多的时期，涉及医学、儒学和西方哲学。先生后来在《朝话》中把医学、柏格森哲学和儒学作为他思想的根柢，此语并非准确，却是良有以也。从他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中即可见他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已大大迈越《谈佛》之时，虽然他这些研习的主导思想是《谈佛》一文已奠定了的“西洋哲学尽成佛经注脚。”
   《究元决疑论》一文是先生三年研佛的总结，也是他崇尚唯识学的开端，标志着先生一生学术始于唯识学。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导致了《唯识述义》的写作，并使先生被人称为“新法相宗”三位大师之一。然而此文又似乎注定了先生人生三部曲的改弦更张，虽然他迟至1921年末才彻底泯灭了修僧的志愿而担当起20世纪儒学新乐章的指挥者和演奏者的角色。这篇文章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决定聘请先生担任北大印度哲学讲席，而七年的北大生涯又将先生塑造成了“新陆王派的创造者”。先生在北大任教之初，很快便写出了《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述义》两部讲义，表现出先生于印度哲学、印度佛学方面的学术造诣，且尤能以西方哲学的范畴解说东方古代文化的蕴涵。北京大学于当时为文化论战的中心，先生感受其剌激，立志阐说东方古学于今日世界中之地位及前途。先生在北大发起了东方学及孔子哲学的研究，并于1921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且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对中国、印度、西方三个文化系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系统的分析，预测了世界文化未来的趋势，对儒学的前途作了乐观的估价。此书成为先生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它将西方哲学、印度佛学和儒学熔为一炉。此书虽然标志先生思想之发展进入第三期，但仍可见它融摄了前两期积淀下来的成果。在该书勾勒的世界文化发展构架内，西方近代文化、中国儒家心性之学、印度出世学说均有了适当的安设。先生早年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使他能够对中国文化作出批判性的改造，使中国古代儒家穷理尽性之学能够于社会政治的层面开拓出新的前途。先生于陆王心学宗旨的体认实本其新唯识学而来，迥异乎宋明大程子、陆、王诸先贤受惠于道家和禅宗。先生此方面之学术与熊十力先生之学术的背景均说明现代儒学与本世纪唯识学复兴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先生本人也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唯一一位兼怀有佛教信仰的儒学宗师。
    先生于此书中以复兴儒学慨然自命，遂放弃了出家为僧的志愿，矢志为儒家心性之学作新的说明，同时亦立志将儒家的社会理想付诸中国的社会改造。梁先生此后的学术研究主要致力于这些方面，其代表性的著作先后有《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人心与人生》虽成书于晚年，却凝聚了先生自北大讲学以后五十年间对中西哲学的研究，吸收了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用以阐发人类异于禽兽之根本所在。《乡村建设理论》和《中国文化要义》两书则直接反映了先生于乡村建设实践前后的理论思考以及对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的认识，别出心裁，自成一家。
    先生虽自幼接受西式学校教育，却对这种教育颇为不满。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即提出再倡宋人讲学之风，不久便辞退北大讲席，从事他所向往的书院式教育和私人讲学。先生曾于1924年前往山东曹州办学，以后又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而他在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中倡导的乡学村学模式更突出表现了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的思想。先生在担任广东一中校长时推行的试验也的确实现了他关于改革学校教育的某些主张。先生在教育理论文面亦曾专事研究，写出了一些重要的文章。他在教育问题上的思考和实验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日本的入侵使先生的社会改造实践难以进行，然而先生此时已成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自抗战开始，先生便被卷入政治生活的旋涡中，此后五十年间一直为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抗战期间，先生一直是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的成员，1951年以后一直是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39年，先生参与发起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后又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代表民盟协调国共和谈。十年间，先生为民族的解放和民主和平奔走，置生死于度外，其精神感人至深，被人誉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建立之后，先生为求得自己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没有参与政府工作。虽然先生面对中共的成功认真反省自己过去的主张和实践，甚至对中共的许多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宣传表示认同，但是他仍然坚持着以往的基本思想和立场。对建国后一个时期内开展的阶级斗争，他并不完全赞同，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期开展的“批孔运动”更是明确表示反对。这些突出表现在他于1953年与毛泽东的争论和1974年为孔子所作的辩解中。三十年间他所能做的是自北碚开始的文化研究。《人心与人生》和《中国——理性之国》是他晚年成功的两部重要著作。尤其是前者，乃先生一生哲学研究的最后结晶，是几十年间重构儒学的最后的系统表述；后者则较多地受到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足以代表他的一贯主张，但仍可以看做研究先生晚年思想变化的重要材料。
    当80年代文化问题再一次成为大陆学者和青年学子们的讨论热点时，人们又可以看到梁先生六十年来的学思和社会实践对20世纪学术界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这位本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被人们誉为“文化中国的象征”。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先生担任了院务委员会主席，并以九十余岁的高龄登上书院讲坛向年轻一代学子讲述中国文化。他在临终前仍然谆谆告诫世人：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这句遗言也正是先生一生之写照。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思想家。